【铭刻】
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钳制和吸引了“围剿”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几十万军队,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;还让红二、六军团有了战略依托,使其发展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的红二方面军。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后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,亦是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发展中重要战略区域。
【追寻】
2月28日,烟雨迷蒙,坐落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纪念馆,在一方闹市中,静静伫立。
推门步入纪念馆右侧的省委礼堂旧址,166位曾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战斗过的将帅的照片全部陈列于此。87年前,就在这座礼堂里,任弼时、贺龙等向战士们传达中央指示,正式开辟湘鄂川黔苏区,一场轰轰烈烈策应中央红军的运动从此展开。
1934年,中央红军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,被迫向湖南进行战略转移,计划到湘西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。然而,蒋介石在红军前进的方向上,调集了40万兵力,设置了四道封锁线,妄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与潇水之间。在这种严峻形势下,红二、六军团最紧迫的战略任务,就是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。
在任弼时、贺龙的率领下,红二、六军团对国民党发动了为期2个月的湘西攻势, 相继占领永顺、桑植、大庸(今张家界)等地,一片拥有40多万人口,纵跨400里、横跨240里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全面形成。
1934年11月26日,湘鄂川黔省委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大庸成立,任弼时任书记,贺龙、关向应等为委员,正式开启了长江南岸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的历史序幕。
“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建立后,省委开始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,让处于国民党军重重包围中的红色阵地得以进一步巩固。”纪念馆讲解员杜双介绍,当时的**个任务就是开展土地革命。
湘鄂川黔边区地处武陵山区,封建势力顽固,地主恶霸、土豪劣绅同官僚军阀相勾结,对农民群众大肆搜刮,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1934年底至1935年春天,湘鄂川黔省委连发3个土地革命文件,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广泛开展了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土地革命斗争。
湘鄂川黔省委吸取了以往土地革命的教训,对一些具体政策进行了修正和创新:只没收富农的土地,不没收其房屋、财产;道士、和尚、牧师等人,同样分配土地;对地主家属,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;对工商业者,采取保护政策……这样既活跃了根据地经济,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。据记载,仅大庸、永顺、桑植、龙山四县就有近15万人获得土地。
“当兵就要当红军,处处工农来欢迎。”纪念馆里一张印有“当兵就要当红军”的歌词照片备受瞩目。“在当时,参加红军是根据地最为光荣的事情。”杜双解释道。
根据地建立后,为了掩护中央红军顺利长征,随时准备对抗国民党“围剿”,“扩红运动”势不可挡地开展起来:在政策上优待红军及其家属;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用少数民族语言张贴标语、文告;收编土著武装,加强对地方赤色武装的领导;纠正以夏曦为代表的“左”倾教条主义错误,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与统一……红二、六军团迅速发展壮大,至1935年9月,达到4个师12个团,约2万人。
随着红二、六军团在湘鄂川黔的斗争取得节节胜利,根据地各项建设日益发展,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政府。1935年初,蒋介石抽调四十多个团的兵力,对根据地实行六路军事“围剿”。
在反“围剿”斗争里,红军先后作战30余次,共歼灭国民党军2个整师、1个师部和1个旅,缴枪8000余支,新建立了慈桑、宣恩、龙山3个县的革命政权,牵制了湘鄂两省的大量敌军,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。
【感言】
87年前,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将士们带着革命理想的火种,开展土地革命、培育红军2万余人。他们在一次次绝境中重生,用坚守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时代意义。一百年来,怀着坚定理想信念,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,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。